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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１０月１５日是我市淇澳岛居民反侵略斗争１７０周年纪念日。为了追思先辈的斗争事迹，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特发表此文。
我市淇澳岛西南距澳门２２千米，东南距香港约６０千米，清代属广州府香山县管辖。岛上现存一条花岗岩条石铺成的白石街，长达１千多米，还有一个土炮台遗址。当地民间世代相传，鸦片战争前这里发生过淇澳村民抵抗英国人武装入侵的战斗，白石街是用侵略者赔款修筑的。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文字资料和专家论证，关于这场战斗的起因、年代、经过等，众说纷纭，蒙上了神秘的面纱。
民间传说版本各异
关于鸦片战争前这场战斗，淇澳当地的民间传说版本各异。 １９５９年８月，８４岁的淇澳居民钟占祥说：“有一天，几个英国鬼子走近我们村边，见几只牛犊子很肥壮，就折些竹枝鞭打牛犊子取乐。看牛仔回来大喊：“英国人抢牛！”平常很多父老村民已叹息说土地将给红毛鬼霸占，将来无立足之地了。今次听说英国人来抢牛，就联合一班青年人冲出去，将英国人痛打一顿，把他们的人打伤了，打逃跑了。后英国人派人来索赔伤药费，不给，他们即开木头战舰开炮打过来。以民族利益为重的淇澳人顿时燃起胸中的反抗怒火，敌忾同仇，自发地组织起来，合力将清廷奖给的大炮搬出来，用犁头铁、烂铁锅片、烂铁链等放在炮筒上，燃起火药，向木船轰击。有个专替人舂米的亚四，连开几炮都击中木头船，把他们的船打得团团转，只好竖白旗。淇澳人心中气愤未消，更多打几炮，结果把这些船全部打走了。后英国人求我们谈判，说你们见到白旗还开炮不讲理、野蛮。过后，乡中绅士钟某有一位在广州做官的同学写信来说广州有银３０００两拨下来，钟不信。原来英国人向清兵总督赔战败银１３万两。官府见白进之财，层层贪污，余下３０００两才拨给淇澳。淇澳人将这３０００两银建一石街，人们称之为胜利街。
２００２年２月，９２岁的钟大元和８９岁的钟大安两位淇澳居民在接受访问时说：
听爷爷讲，清朝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年），“番鬼佬”抛船在淇澳岛西边的金星门搞走私鸦片，其船只最多的时候达５０多艘。他们登上淇澳岛西部测量树标，搭棚居住，还骗来一批“猪仔”做搬运工。他们住过的地方在上世纪６０年代还留有“番鬼佬洗身塘”（即露天浴池）。这些“番鬼佬”有时也寻欢作乐。一次，村民在石井围田里做工，把牛群放在山坡吃草，有三个“番鬼佬”走来捉住一只牛牯在玩，又去鞭打牛群。看牛仔看见了，就喊：“‘番鬼佬’偷牛了！”耕牛是农民的宝贝，一听见有人要偷牛，大家都放下田里的农活一起去保护耕牛，驱赶“番鬼佬”。当天下午，一大帮“番鬼佬”闯入村要寻仇滋事打架，但村民们人多势众，把他们轰走了。
有一次，“番鬼佬”雇用一些村民搬货。这些货物用木箱装着，一箱一箱的。一位村民在扛箱上船的时候一不小心跌倒，木箱摔烂，滚出１２个黑圆球，原来是鸦片烟。这些鸦片烟每箱两隔，每隔６个，准备走私运入内地。因为跌倒摔烂了鸦片烟箱，这位村民被“番鬼佬”打得遍体鳞伤，由其他的几个村民抬回村去。村里人见了都为此事不平，纷纷找乡正（主持乡里公务的负责人）要去与“番鬼佬”算账。当天傍晚，一大群青壮年在乡正的带领下来到了“番鬼佬”的住地，与“番鬼佬”论理、要赔汤药，但遭“番鬼佬”拒绝。于是，村民们喊着、闹着，要赶这班“番鬼佬”离开淇澳岛。
第二天上午（这天是七月初二），“番鬼佬”趁涨潮开来十五六艘船，架起枪炮逼近村边向钟氏大宗祠开炮。钟氏大宗祠后座瓦顶被打穿。接着，他们又把船开到西面的天后宫前，向天后宫开炮，天后宫被打烂一个大窿。这下可激怒了淇澳村民，大家齐集在天后宫前，祭过天后，发誓要与“番鬼佬”干一场。“番鬼佬”万万想不到淇澳人有这么齐心，还用起炮来。原来，那时候淇澳村也有６门铁炮和４门铜炮（４门铜炮在１９３８年正月初七日本侵略军登陆淇澳时被扛走了），其中两门“长针”（大铁炮）是康熙年间钟宝公（１６４５～１７０４）参与收复台湾时带回来的，架在钟氏大宗祠前；其他的是购回来用以对付海盗张保仔的，有轮子可以推着走的。这次，村民们见“番鬼佬”欺上门来，怒不可压，男女老少齐上阵，迎击敌人。青壮年操起铁炮铜炮，塞满烂犁头铁片、烂锅碎片，点燃火引，向敌船发炮。其他人拿着锄头刀枪木棍守着村边两岸，准备迎头痛击登岸的“番鬼佬”，连妇女儿童也前来送茶递水。约在退潮时分，村民们越打越勇，炮炮打中敌船。有的敌船搁浅挨打了。这时候，“番鬼佬”的指挥船摇起了白旗，村民们不知这摇白旗是什么意思，对准白旗就开炮，把白旗连同摇旗的“番鬼佬”一同打下海去。船上的“番鬼佬”有的呐喊要停火，有的摆手要求和，他们派人登岸谈判。谈判在钟光祥家里举行，还请来通事传话，当时“番鬼佬”答应赔款３埕白银（约３０００两），撤离淇澳岛。村民们用这笔赔款修葺了被打烂的钟氏大宗祠，修筑了淇澳白石街。
２００２年２月 淇澳秀才钟光祥后代、６５岁的淇澳居民钟教根据爷爷和父亲建树的故事说：
清朝道光十三年（１８３３年）前后，英国人等“番鬼佬”占据金星门走私鸦片，他们到陆地拉来不少“猪仔”搬货、起屋，企图在淇澳岛开埠。他们虐待“猪仔”，“猪仔”挨打挨骂后就想逃走。一次，有几个“猪仔”挨打后就逃到淇澳村避难，一群“番鬼佬”闯入村中，与村民们发生纠纷，打起群架，两个“番鬼佬”被打死了。第二天，“番鬼佬”纠集十五六艘船驶入淇澳湾，开枪开炮进攻淇澳村。他们开炮打烂了钟氏大宗祠屋顶，接着又向天后宫开炮。这可激怒了淇澳全村人民，大家决心保卫家园，与“番鬼佬”决一死战。当时，淇澳村民人心齐，有钟宝公在康熙年间收复台湾时带回的铁炮作武器，男女老少齐上阵，又有蔡二（全村人都这样传说的）好炮手操炮打中“番鬼佬”的船，结果将“番鬼佬”打败。当“番鬼佬”摇起白旗要停火谈判时，淇澳村民以为“番鬼佬”又在玩什么花招，把摇白旗的“番鬼佬”也打下海去。后来，“番鬼佬”与淇澳人谈判，答应赔偿淇澳村的损失，淇澳村民才放走他们。
虽然“番鬼佬”答应赔款，但迟迟不见兑现。事隔两年后，有一位当了官的考生回香山县城石岐，遇见钟光祥。他告诉钟光祥，说外国商人有１２埕白银放在广州，是赔给淇澳村的，但没人去领。他劝钟光祥去把这笔款领回来。钟光祥到了广府一经了解，知道确有一笔赔款给淇澳村，但这些白银只存下三埕多一些，不够四埕，其余的可能给贪官贪去了。于是，钟光祥将这三、四埕白银带回淇澳，没直接交给乡正（主持乡里公务的负责人），而是先交给族长，由族长交给乡公所。之后，乡公所把一部分白银分给在打仗中牺牲者、受伤者的家属，剩下的用来修葺钟氏大宗祠、修建了淇澳村白石街。
１９６６年，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黄廷柱说是根据该校在淇澳的调查，写了题为《１８３６年广东淇澳岛人民的反美斗争》的文章，对鸦片战争前发生在淇澳的战斗有如下说法：
１８３６年（道光十六年）夏天，美国侵略者由广州拐卖了一批华工，集中在淇澳岛附近的金星门，以便候船转运国外。在一个傍晚，有几名被拐卖的华工偷渡到淇澳岛，向一个农民钟九霞请求搭救他们逃生，在钟的家里藏了两天后，在乡民的帮助下从关帝环附近乘墟艇逃离淇澳岛。
后来，美国侵略者和人口贩子发现他们是逃到淇澳岛，便衔尾跟踪到岛上来，声言入村搜查，要捕回“猪仔”。钟九霞出面理论，力言并无外人来村，并坚决拒绝美国强盗进村搜查的无理要求，侵略者一时慑于岛上人民的声势，被迫退回，但声言如不交出“猪仔”，要动用武力，攻打淇澳。地方官将事始末请示上官，但无结果。当地人民为了自卫，决定自行防御，过了几天后，美国强盗果然驶进来十五六艘武装帆船，包围全岛，其实这不过是美国侵略者想借机侵占该岛。岛上人民一时义愤填膺，将祖传的大炮多尊，抬到天后宫前（现尚有炮眼遗迹），准备痛创来犯敌人。当时全村十六岁以上的男女都集结起来，参加作战，一时敌忾同仇，人心奋发。美船首先开炮，毁钟氏大宗祠，继又中天后宫后座。村民毫不示弱，立予还击。敌船多艘被击沉，特别最大的那艘尾部也被打断，船长柯尔被击毙，敌军伤亡不少。美国侵略军一时无法招架，为了保全狗命，扯起白旗，派人登岸请降。岛上人民严阵以待，派钟光祥为代表和侵略军谈判。结果，美国侵略者被迫赔偿白银三大埕（麻油埕，每埕约盛白银一千元），后来村民将所赔款项铺筑了上下两条环村的石板路，作为胜利纪念（路今尚存）。议后，来犯敌船纷纷撤退，被炮击死亡的船长柯尔，立碑埋
葬在岛的北边青社角山坡上。
由上可见，淇澳当地对鸦片战争前这场战斗的起因，说法各不相同。钟占祥说是英国人“鞭打牛犊子取乐”引起。钟大元和和钟大安说是“番鬼佬”殴打替他们搬运鸦片的淇澳村民引起。钟教和黄廷柱的说法大体相同，说是洋人进村搜捕逃跑的华工引起。至于开炮进攻淇澳村的洋人，多数说是英国人，只有黄廷柱说是美国人。但各种传说众口一词，皆说淇澳村民击退了入侵者，洋人被迫赔款，村民用赔款修筑了白石街。
政协委员提出提案
２０００年春，全国政协委员蒋秋霞到淇澳岛参观后被当年淇澳居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特向全国政协九届３次会议提出提案建议将淇澳岛的“白石街”列为国家级爱国主义基地并将淇澳这段历史补写进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联名提案人有教育部副部长韦钰、全国妇联副主席刘海荣、中央电视台著名记者敬一丹、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方掬芬等１９名全国政协委员。该提案在２００２年获得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奖。他们在提案中写道：
回顾中国鸦片战争史，每翻开一页都是血泪斑斑的屈辱，不是割地赔款，就是不平等条约，中华民族蒙受了极大的耻辱。
然而，位于伶仃洋上的广东珠海淇澳岛上的人民却在１８３３年以大无畏的气概战胜了入侵的殖民侵略者，迫使英美两方投降并赔偿白银三千两，当地村民为了让后人永记这段炎黄子孙抵御外来侵略取得胜利的光辉历史，激励后人更加热爱祖国，他们用赔款铺建了一条２千米长的花岗岩“白石街”，目前都完好的保存在岛上。
淇澳岛的“白石街”，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具有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淇澳岛上威严的古炮，沉默的祠堂，长长的“白石街”记载了中国近代史上炎黄子孙第一次以血肉之躯、民族意志、爱国热诚抗击列强取得的胜利。
由于种种原因，淇澳岛“白石街”这段历史鲜为人知，人们只知道鸦片战争中的民族耻辱，而不知道１８３３年淇澳岛的这一场扬中华之威，长民族志气的胜利战斗。
广东省人民政府在对政协委员的提案十分重视，复函说：“淇澳岛白石街是珠海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但白石街抗英史一直未经史学家论证与证实。收到该提案后，我们对此十分重视，立即要求珠海市尽快做好淇澳岛白石街论证考察，将白石街原有风貌保护下来，使人们在参观白石街中得到爱国主义教育。”“由于该提案涉及白石街的史实问题，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论证过程，我们将进一步跟进这项工作。”
为了对提案进行论证和落实，珠海市委和市政府决定由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水生牵头，成立由市委宣传部高德民、市地方志办公室吴文莱和市政协梁振兴组成的工作班子，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和２００１年１０月，珠海市政府邀请国内著名中外关系史和鸦片战争史专家前后两次召开《淇澳白石街与鸦片战争》研讨会。
历史档案揭示真相
在《淇澳白石街与鸦片战争》第一次研讨会召开前夕，２０００年９月，应邀参加此次研讨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蜀永碰巧有机会到英国进行学术交流。在伦敦郊区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时，他特别留意查找鸦片战争前淇澳村事件的有关档案。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英国外交部档案Ｆ．Ｏ．１０４８东印度公司文档中，发现了与此有关的２２件原始档案。这些档案是当年两广总督、澳门同知、香山县令等地方官员就淇澳村事件写给东印度公司英国大班的外交文书，详细记载了冲突的起因和经过。看着这些已尘封１６０多年，用楷书或行书写成的中文原始档案，想到事情的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他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
从这些中文官方档案看，冲突的导火索是“夷人偷牛”。１８３３年１０月２７日，两广总督卢坤在致洋商的谕令中说，道光十三年九月初一（１８３３年１０月１３日）中午，淇澳村民苏上品（即苏亚全）“同村人蔡亚和、钟亚有、蔡亚幅四人在金星山脚港口捕鱼，听闻郭应端之子郭亚祥叫喊‘夷人偷牛’。苏上品等上岸看见夷人将牛拉走，苏上品等将夷人捉获，带回村内。该处地保蔡仕仰因系夷人，不能送官。即着苏上品等将夷人送回。”当时在淇澳一带活动的外国人皆为停泊在金星门洋面的鸦片船上的外国船员，多数是英国人。卢坤在致洋商的谕令中还说，当日申牌时分（下午３—５时），“夷人拥到该村，约有五十余人，来寻村人打架。村众惊慌，齐出赶逐。夷人见人多，走避。适有不知名字一夷人落后。苏上品与蔡亚和、钟浚泉、钟亚有等一齐赶上。夷人见苏上品等追赶，转身用剑扑斩。苏上品用刀格抵，致伤夷人左手腕。夷人复用鸟枪向蔡亚和及钟浚泉殴打。蔡亚和用木棍抵格，殴伤夷人右胳膊。钟浚泉用木棍殴伤夷人左臁肕。钟亚有用拳殴伤夷人左眼胞。夷人仍向苏上品扑殴。苏上品用刀戳伤夷人肚腹倒地，移时殒命。捡获夷剑一把、鸟枪一枝。”这个在格斗中被杀的外国水手后知名叫万利央拿。当天那些被淇澳村民驱赶的外国水手“转回行至村外，见华人郭名秋同工人黄亚仰在田工作，即上前将郭名秋捉拿下船。黄亚仰叫喊，被夷人放枪打伤。”黄亚仰“伤重医治不效”，于阴历九月十七日（１０月２９日）死亡。在外国鸦片船水手与淇澳村民发生冲突的过程中，他们还“抢去黄牛四头”。
１０月１５日（阴历九月初三），事态严重扩大，外国鸦片船队对淇澳这个中国的和平村庄进行了有组织的武装袭击。１０月２１日，香山县令田溥在致英国大班的谕令中说：“现据左埗头村民孙振棉禀称，伊与弟孙亚福驾艇在淇澳村前海面捕鱼，于九月初三日巳牌时候，突有夷船三板十余只，驶入村前，施放枪炮，奔避不及，被夷人用鸟枪致伤孙亚福。”１０月２２日，两广总督卢坤在致洋商卢文锦等的谕令中说：据防夷千总倪应龙署香山协秦副将、署香山县令田溥面禀，“该夷连日坐驾三板船十余只，向该村施放枪炮，并向该千总言此村不肯顺从，应即覆其巢穴等语。”１０月２７日，根据地方官员的调查结果，他在致洋商的谕令中又说：“初三日，该夷多人复来该村，欲讨回夷人，施放枪炮，打烂房屋门扇，该村男妇多人救护。夷人转回，适孙亚福卖鱼经过，被夷人放枪致伤。”
奇怪的是，在英国发现的这批原始档案没有提及淇澳居民开炮还击一事。不知是当地居民未向官府报告，还是清朝官员在对外交涉时故意回避此事。但是，据美国人马士所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提供的史料，当年发起进攻淇澳村的英国鸦片趸船“赫尔克里士”号Ｈｅｒｃｕｌｅｓ船长格兰特（Ａ．Ｇｒａｎｔ）曾明确地说，他们进攻淇澳的武装艇队曾遭到“火炮射击”。这种说法与淇澳当地的民间传说是一致的。
淇澳村事件绝非偶然
１８３３年发生在淇澳的中外武装冲突并非偶然事件。它是以英国为首的外国鸦片贩子长期盘踞在淇澳附近海域，从事殖民侵略活动，危害当地中国居民利益，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必然结果。
１８２１年（道光元年），道光皇帝颁布严厉的禁烟令，外国鸦片走私船被迫从珠江内河的黄埔港等地转移到外洋。外国鸦片贩子利用固定的鸦片趸船从事走私活动。这些趸船冬季停泊在伶仃岛，西南季风来到的时候，就移泊到金星门、急水门和香港。
金星门是淇澳岛与大陆唐家镇之间的海域。１８３３年，许多外国鸦片船驶入金星门海域停泊。１８３７年７月１３日，礼部给事中黎攀镠在奏折中说：“唯英吉利国有趸船十余只，自道光元年起，每年四五月，即入急水门，九月后，仍回零丁洋。至道光十三年，该夷探知金星门水面较稳，遂由急水门改泊金星门。由是鸦片之入口，纹银之出口，皆恃有该趸船为逋逃渊薮。”清朝光绪年间的《香山县志》中也记载说：“（道光）十三年春，有夷船来泊金星门，踵至者五十余只。”
淇澳的地理位置重要，“水路四通”。它位于珠江入海口西侧，与澳门和香港相距不远，邻近的金星门海域当年是鸦片走私中心。因此，外国殖民主义者曾想控制淇澳。清朝光绪年间的《香山县志》写道：“水师提督李增阶遣视金星门，东至旗纛澳一百七十余丈汪洋巨浸而水浅，西至唐家村一百四十余丈而水深，欲以十余巨舰载沙石塞之，不果。十三年前，有奸民引洋人如李法测量，盖欲于此停泊销售，偷漏关税，故也。继又于唐家、淇澳树表量地，皆绘图识墨。复于淇澳山建英吉利国旗，大有营造意。因英夷放债，西洋夷质其夷楼土库，鹊巢鸠居。英夷无驻冬之例，以候帐为名，既盘踞澳门，且欲跨金星而有之，居心殊叵。……旋得新安之香港地，尤利便，不复至。” 在处理淇澳村事件的过程中，清朝官员对外国殖民主义者觊觎淇澳的企图也有所察觉。两广总督卢坤在致洋商卢文锦等的谕令中，引用署理香山协秦副将和香山县令田溥的禀报说：“该夷船向泊伶仃洋面，近移内地金星门，胆敢放枪伤人，并捉去华人，出言不逊。查无另有起衅根由，似为窥踞该处地方。”
外国鸦片贩子盘踞在淇澳附近海域时，侵犯中国主权、危害当地居民安危的侵扰活动时有发生。例如，１８３３年８月１７日，英国鸦片贩子以淇澳一名华人偷盗受损散商船物资为由，将其监禁在停泊在金星门的“赫尔克里士”号上，破坏了中国的司法自主权。澳门同知因此要求英国大班将人犯释放，以便按中国律例审判。又如，据引水吴智光等禀报１８３３年９月７日，（道光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有华人黄亚秀父子三人出海贩鱼为生，路过金星门洋面寄泊之港脚威臣船边。该船夷人强买，彼此相嗔，被夷人将黄亚秀摧跌溺水淹毙，现在尸身尚未捞获”。正是由于淇澳居民对以英国为首的外国鸦片贩子觊觎淇澳的企图有所警觉，并且通过一些具体事例感受到自己生存权受到的威胁，当外国鸦片贩子的武装艇队对该村开枪开炮时，他们才义无反顾地自发组织起来开炮还击。
赔款修路完全可能
关于利用鸦片贩子赔款修筑白石街一事，至今仍未找到文献资料加以证实。但是对淇澳村事件进行研究的专家普遍认为可能会有赔款一事，只是对赔款来源，看法各不相同。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费成康研究员认为，当地有英国鸦片贩子与淇澳居民举行谈判的传说。英国鸦片贩子要将金星门一带作为长期的活动基地，还需要在当地购买食物，汲取淡水，直至雇佣民工。因此，举行和平谈判以善后，是武装冲突失利后英国人必然的选择。英国鸦片贩子被迫赔款，则是这场谈判的合理结局。他指出直到２０世纪中期，即使在富庶的江南水乡，都很少见到一个村庄建有长达２千米的环村石街，何况在珠江口一个贫穷的小岛之上。如果没有一笔特殊的款项，很难设想当地居民会集巨资来修建这么一条在当时偏僻的小岛可视为十分“豪华”的街道。如果这条道路系当地富户捐资建成，他们造福地方的功德必定会被居民们，特别是他们的子孙后代传诵，直至会被载入地方志。可见，修建这条白石街的经费应当如同当地居民的口述，来自外国人的赔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存宽研究员表示相信淇澳村民曾经得到３０００两白银的赔偿金并用来修筑了淇澳的白石街，毕竟民间传说不会全然事出无因。但他对英国人打白旗投降并自愿赔款白银３０００两的说法颇表怀疑。他说，英方文献只说了冲突后“驶回各船”，并未谈及“打白旗求和”及赔款３０００两的事。英国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不会做这样的事，因为它一再宣布对该公司以外的英船的所作所为不负任何责任。罪恶昭彰的格兰特船长更不会做这件事。此人本是个只相信暴力的恶棍，绝不会出面求和赔款，因为他自恃鸦片贩子的力量大于淇澳村居民。惟一的可能是那些从鸦片走私中得利、八面玲珑的行商们。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有可能自掏腰包给淇澳村民白银３０００两，以冒充英国人付与他们的赔款。因为从文献资料看，为了平息淇澳居民的愤恨和顾全两广总督的面子，行商们曾经在澳门用金钱收买一个黑人，让他冒充杀死淇澳村民的凶手。
历史结论重新改写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１年，以在英国发现的档案资料为基础，国内一批中外关系史专家对鸦片战争前的淇澳村事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澄清了一些混乱的说法，努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关于１８３６年淇澳居民抗击美国人入侵的说法，刘存宽研究员说，遍查有关文献资料，均找不到１８３６年淇澳人民抗击外国侵略的记载。岛上发现的两块外国人墓碑，碑文均无一字涉及１８３６年美英船只与淇澳居民发生过冲突的事。历史不能以未经证实的传说和难以作证的实物为依据，而必须以业经证实的全部事实为依据。刘蜀永研究员认为，１８３６年美国人与淇澳居民发生较大规模武装冲突的说法主观臆断的成分较大，值得怀疑。这种说法极可能是对１８３３年淇澳居民反侵略斗争的时间错位和张冠李戴。它的出现与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有关，也因为当时作者没有条件接触中文原始档案和外文资料。
当地有一种传说，在１８３３年的战斗中，蔡二好炮手操炮打中“番鬼佬”的船。当地政府还根据民间传说，在淇澳土炮台遗址上，竖起了神炮手蔡义（即蔡二）塑像。专家们指出，据《香山县乡土志》记载，蔡二是土匪，并有与夷人勾结之事，与淇澳村事件并无关系。现存淇澳天后庙的《重建天后圣母碑记》上刻有“右祀蔡二将军”的字样。可见立碑时蔡二已去世。此碑立于道光癸已仲夏，即１８３３年农历５月。但淇澳居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发生在当年农历９月。蔡二不可能参与此场战斗。
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普遍认为，发生在１８４１年５月的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中国人民自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第一场战斗”。专家们对淇澳问题的研究却推翻了这个结论，部分地改写了中外关系史。刘存宽研究员指出，淇澳岛居民自发武装抗英事件发生在鸦片战争前７年，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前８年。其规模不及三元里抗英斗争，更远不及１８４０年爆发的抗英战争。然而它却最早暴露了中国人民与英国侵略者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预告了鸦片战争和更大规模的人民自发反英斗争的必然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１８３３年淇澳人民的抗英事件是鸦片战争的一个早期信号，也是１８４１年三元里抗英斗争的序曲。刘蜀永研究员认为，淇澳居民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先驱者之一。他们的反抗斗争是中国人民自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并取得胜利的第一场战斗，在中外关系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他们不畏强暴，奋起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５日是淇澳居民反侵略斗争１７０周年纪念日。为了回顾先辈的斗争事迹，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珠海市政府邀请专家协助，编辑了《揭开淇澳历史之谜—１８３３年淇澳居民反侵略斗争文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他们还在树立雕像，修建纪念广场。这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终于得到了肯定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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